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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借此，来为帝国注入新鲜血液，改变帝国已经僵化的政治体制，为这个迟暮的帝国打上一剂强心针，使之成为具有冒险与扩张精神的强盛帝国。

    毕竟现在这个时代，还不具备进行整个社会阶层改造的条件，如果强行照搬后世那种社会改造形式的话。

    先不说这样子做起来是否能够取得成功，单就说因此而引发的社会变革，必然超过以往任何一次朝代更替，也将使得普通百姓无所适从，而引起极大的社会动乱。

    有理由相信这样的社会变革，在掌控底层话语权的士绅抵制之下，必将引起极大的社会恐慌，进而在大士绅阶层的全力反击中，宣告失败。

    作为一个见过世面的后来者，张诚清楚地知道什么叫作“因势利导”和“循序渐进”，他不会生搬硬套后世那些社会改造的方法与方式，因为那与这个还不具备彻底变革的社会基础。

    任何社会变革的方式并没有什么高低上下之分，只有与当前社会进程是否相一致的问题，只要是与当前社会相匹配的变革方式，那就是最正确的。

    张诚就十分坚定地认为，在现今这一历史时期，仍然未能摆脱士绅阶层对于底层民众的影响，毕竟识字之人不多，朝廷政令在许多时候都要依靠士绅们来帮助传达，并带领地方百姓完成。

    久而久之，便即形成一个个地方上的“土皇帝”，他们几乎完全把控了地方上的一切资源，甚至连朝廷委派的县令都不敢轻易得罪他们。

    其实，在明朝初年的时候，就因为前代元朝对基础行政的管理十分粗放，地方上存在着各种利益小团体，致使中央的命令很难下达到地方，朝廷政令执行的难度极高。

    所以他就对于县以下的组织形式进行了调整，他以一百户为一个统计单位，称作“里”，又将其中每十户编成一个“甲”，并从中选出一户充为“甲首”，作为这十户的管理者。

    接着再从中选出一名“里长”，负责管理下面的十个“甲首”，这个里长便直接向县衙负责，他的主要任务就是代表朝廷征缴税粮，派发劳役，再有审断民间是非官司。

    朱元璋设计的这个制度最关键部分，就是无论“甲首”还是“里长”，既不是朝廷官府指派，也不是从基层直接选出，而是实行的轮换制。

    就是在这一百户人家之中，按照其需要向朝廷交纳丁粮多寡先行排出次序，由其中排在前十名的人家轮流来担任“里长”，每户的任期为一年，“管摄一里之事”。

    而在每甲中也是依据需交纳丁粮多寡，选出一人担任“甲首”，他们的任期也是一年。

    在此前，催交税赋等庶务都是由当地的富户、乡绅们来完成，这样就容易使某一个家族在地方上做大做强，从而产生地方“土皇帝”。

    但现在朱元璋设计的这个里甲制，则是实行的“皇帝轮流坐，明年到我家”方式，十名丁粮多者都有机会掌握这个权力，小小的一里可谓是“诸侯蜂起”，自然就可以避免一家独大，最终尾大不掉。

    这就好比是切蛋糕一般，原来“刀”始终是掌握在一个人手里，大家就都得听他的，他的权力自然最大，久而久之，大家都习以为常，自然就会绝对听命于他。

    可现在的情况则是好几个人手里都有一把刀，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上去切一下，那么原来专门负责切蛋糕的那个人的权威，自然是大不如前。

    而且，互相竞争自然会引出互相监督，互相限制的情况发生，所以就极大地避免了一家独大的情况发生。

    这个制度的精髓在于，将朝廷官府的权利让渡给基层里甲的同时，又做了进一步的细分，进而保证权力不会一直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。

    这招看似让基层治理上更分散，但实际上却因为“群龙无首”的情况，进一步削弱了基层士绅们对中央的力量，反而增强了中央朝廷的权威。

    其实，所谓的“皇权不下乡”，并不是说皇权管不到最底层的百姓，而是说皇权有没有必要管到最下面的一层，或者说值不值得耗费更大的人力物力去做这件事。

    为什么要这么说呢？

    因为，如果把皇权彻底延伸到社会底层的每一个角落，势必会产生极其巨大的管理成本，以大明这种体量的国家为例，作为主政者就必须要考虑一个“成本和收益”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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